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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高校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战略转变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关于高等教育的系列部署，背后的核心理念是强化高等教育“重服务、强贡献”的发展导向，推动高校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战略转变。高等教育“重服务、强贡献”的发展导向，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到新阶段后的逻辑必然，顺应了产业升级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需要，也体现了在国际竞争格局下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战略选择。加快推动高校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战略转变，需要以科学理念校准办学导向，以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打通任务链条，并以战略性投入和法治保障支撑长期贡献。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谋划。《规划》围绕五项重大任务部署23项重点任务，并以15个重大项目作为实施抓手[1]。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龙头作用，自然是《规划》部署的重点，《规划》安排的重大项目也多数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规划》关于高等教育的新布局、新任务和新表述很多，其基本逻辑非常清晰，就是以“重服务、强贡献”的导向，引导高校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既源于教育强国建设、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的现实要求，也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主动确立发展道路和评价标准的战略自觉。要使这一转变形成稳定成效，需要以科学理念校准办学导向，以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打通任务链条，以战略性投入和法治保障支撑长期贡献。
推动高校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战略转变，实质上就是强化高等教育“重服务、强贡献”的导向。《规划》对未来五年高等教育核心任务和规划布局的系统谋划，处处体现着这一发展逻辑。
《规划》将高等教育的主要战略任务集中置于“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下，具有十分明确的政策含义。在“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在于更加主动地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个理念具体是通过六项重点任务来体现和落实的。
其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更加突出国家使命和战略需求牵引。《规划》提出自主科学确定“双一流”标准，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一流”的判断依据不再简单根据国际排名和既有学科规模，而是看高校能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回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双一流”建设的要求——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主阵地、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其最终落脚点也是实质贡献。这不仅面向理工农医类学科，也同样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
其二，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强调对区域和产业的贡献。《规划》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提出聚焦重点产业链培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集群。《规划》着重强调“服务区域”和“聚焦产业”，说明应用型高校的质量评价要与研究型大学明确区分，要看其办学能力能否有效转化为区域适配、行业服务和社会认可的实际贡献。
其三，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突出以产教融合增强技术技能人才供给能力。《规划》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提出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推动职业教育本科与专业学位教育融合贯通。这一安排把职业教育放在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中设计，强调通过专业、课程、实训与产业需求衔接，提升服务重点产业链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贡献能力。
其四，大力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体现的是以重大问题牵引知识组织方式变革。《规划》要求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学科建设不是简单扩充门类或强化既有优势，而是围绕重大问题和前沿任务重组知识资源，为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知识源头。
其五，提升高校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体现的是以有组织科研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规划》提出组织高校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强化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一部署把高校科研能力同国家重大任务体系直接连接起来，强调高校科研不能只表现为分散的项目、论文和奖项，还要形成面向战略需求的组织化攻关能力，并贯通基础研究、技术突破和成果转移转化各环节。
其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重视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建设和关键领域需求。《规划》部署“国家关键领域战略人才培养计划”，提出发展高质量本科教育，打造卓越研究生教育，鼓励高校推广“项目制”育人培养方式。这一安排推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国家战略任务相互贯通，使高等教育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科研成果上，也体现在战略人才的持续供给上。
《规划》对“加强规划布局”进行专章部署，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教育必须放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系统中进行谋划。这凸显了《规划》作为国家专项规划的定位，它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工作计划，而是国家发展规划体系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展开。加强规划布局，实质上就是依据国家整体发展需要，统筹人口、区域和产业等变量，明确高等教育发展的空间方向、结构重点和资源配置原则，推动高等教育更加主动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规划》围绕学龄人口变化、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署三类布局，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重服务、强贡献”的战略基点，回答了高校究竟服务什么、向何处贡献的问题。
第一个战略基点是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人口总量、年龄结构和区域流动持续变化，据预测，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左右达峰[2]。为了回应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迫切期盼，《规划》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多渠道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新增资源适度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并持续改善高校学生宿舍等基本办学条件。过去，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较多依赖学校存量、行政隶属和历史投入，部分人口流入地区供给不足、基础薄弱地区优质资源不足、高等教育机会分布不均等问题仍然存在[3][4]。《规划》强调适应人口变化趋势和区域需求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并非简单扩大招生规模，而是要推动前瞻布局更加贴近人口分布、发展机会和区域需要。围绕高层次人才培养，《规划》要求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由此，高等教育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不只是扩大入学机会，更是通过更充分、更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供给，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和发展优势。
第二个战略基点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和质量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5]，能够通过人才集聚、知识生产和创新网络建设，为区域发展提供持续支撑[6]。围绕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规划》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打造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这些高等教育“高地”将成为区域发展的智力引擎、人才基地和创新策源地。与此同时，我国区域发展存在不均衡问题，中西部地区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优质资源供给和科研基础等方面仍有不足[7]。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强调健全东中西部高校对口支援机制，深入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支持部省合建高校发展，并布局高等研究院等新型平台。通过强化优势区域的战略支撑能力、提升薄弱区域的高等教育承载能力，形成更加协调、更有支撑力的高等教育区域格局，推动教育资源与人口布局、产业布局、国土空间布局精准适配。
第三个战略基点是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产业形态、岗位结构和人才需求。高等教育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主要贡献在于以更顺畅的人才供需机制、更适配的学科专业结构和更高质量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学科专业结构上，《规划》提出鼓励支持高校超常规布局急需学科专业，优化提升传统学科专业，创新学科专业目录管理机制，缩短调整周期，强化就业状况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联动。在人才自主培养上，《规划》提出优化学位授予点布局，稳步提高本科招生比例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占高等教育在校生的比例，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加强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战略急需领域本硕博衔接培养。这些部署的重点，是把产业需求前置到高等教育布局之中，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高端人才供给不足、技能人才结构性短缺等问题，以提高学科专业结构与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社会需求的适配度，增强人才培养体系对产业变化的响应能力。
高等教育“重服务、强贡献”的发展导向，是教育强国建设、现代化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格局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到新阶段后的逻辑必然，也体现了我国主动确定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战略自觉。
教育强国之“强”具有鲜明的战略属性。关于教育强国底层逻辑的研究已经指出，教育强国建设不能停留在教育体系自身发展水平上，而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去理解[8]。世界主要强国的发展历程也表明，优质的高等教育体系并非国家强盛之后的附属结果，而是塑造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先导力量[9]。因此，由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评价尺度必然从“教育自身发展得怎样”，拓展为“教育为强国建设贡献了什么”。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把“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打造战略引领力量”作为重点任务。《规划》突出高等教育“重服务、强贡献”，正是这一逻辑在“十五五”时期的具体展开。高等教育处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的交汇点，既承担高层次人才培养，也承担知识生产、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现实问题解决。过去几十年，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一批大学和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的战略价值不能依靠规模扩张来体现，而要通过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来释放。只有把国家战略任务和现实问题转化为学科建设方向、科研组织任务和人才培养场景，高校积累的办学能力才能进一步转化为战略人才、原创知识、关键技术和治理智慧，形成对强国建设更加直接、更加持久的支撑。
产业升级与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双向促进关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改变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内生增长理论揭示了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10][11]。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理论进一步说明，现代创新不再是单一主体的活动，大学已经成为创新网络中的关键力量[12]。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高等教育服务产业创新的路径，并不只是输送毕业生或转让专利，科研成果、人才流动和学术交流等知识溢出方式同样重要[13]。
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产业。真正重大的产业问题，往往同时包含需要长期探索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和社会问题，它们能够为高校提供稳定的问题来源、实践场景和创新资源。从产学研融合相关研究来看，产业需求进入高校，也会牵引学科组织、科研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14]。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产业集群的共同成长就是典型案例。20世纪80年代，随着芯片集成度提高，半导体产业面临器件微型化，以及材料、工艺、电路和软件难以协同等难题，企业内部研发难以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斯坦福大学联合惠普、英特尔等企业，组织计算机、电子工程、材料和应用物理等学科力量，建设集成电路制造平台，在实现关键技术与方法突破的同时，使产业前沿问题转化为跨学科研究与研究生培养场景。由此可见，服务产业发展不仅不会降低高校的学术水平，反而可能成为高校学科跃升和创新突破的重要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持续扩大国际交流合作，有效吸收世界先进知识和办学经验，推动了高等教育发展。但必须看到，当前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部分国家把科技和教育问题政治化、安全化，通过“小院高墙”等方式限制正常学术交流和人才流动[15]。过去较多借助大规模人员流动、技术学习和知识回流的发展条件正在收紧，高等教育日益成为国际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的前沿。这一变化要求我国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应对外部压力，要求我们主动把握发展规律、塑造竞争优势。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已经拥有较为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庞大的科研人才队伍和日益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这些基础使我国有条件、有自信办好中国高等教育。要把评价标准由过度依赖国际排名等外部指标，转向更加注重能否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提出真问题、形成新知识、解决重大问题。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也说明，一流大学总是在回应本国重大需求的过程中形成独特优势。美国高等教育后来居上，并不是简单模仿欧洲古典大学，而是在本国发展中探索出自己的道路。19世纪《莫雷尔法案》推动建立赠地大学，把高等教育与农业、机械工业和地方发展紧密结合；此后，美国大学又深度参与国家科研和产业创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世界影响力[16]。我国高校同样要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超大规模人口、完整产业体系、丰富实践场景和深厚文化传统，为知识创新提供了世界上少有的条件。能否把这些实践优势转化为理论优势、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决定着我国高等教育能否真正由大到强。
加快推动高校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战略转变，不能仅靠高校和教育部门内部调整，还需要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跨部门协同与制度体系变革。《规划》把综合改革置于重要位置，正是要以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战略性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支撑高等教育持续服务国家战略。
推动高等教育“重服务、强贡献”，首先要回答什么是教育贡献。《规划》强调，自觉将教育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挥教育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在服务国家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彰显教育使命价值。教育对国家发展的支撑既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特点，也具有长期性、间接性和公共性特点。一项基础研究未必立即形成产品，一名学生的培养成效也难以在毕业时完全显现，但这些看似难以即时衡量的工作，恰恰构成国家长远发展的根基。强调高校服务国家战略，不是要求教育像企业生产一样迅速产生可计算的收益，而是要在长期价值与现实贡献之间建立科学联系。因此，《规划》特别提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良好教育生态，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对高校人才自主培养质效、科研创新产出、服务贡献能力的绩效评估。各级政府和高校管理者既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主动作为、打牢基础；又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尊重教育规律，愿意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工作，把能否形成长期贡献能力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
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必须处理好教育、科技、人才三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三者都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运行逻辑却不完全相同：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人才成长具有较长周期；科技创新面向未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人才工作强调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和供需适配，也有自身的政策与评价逻辑。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不是把不同系统合并为同一种管理逻辑，而是在尊重各自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稳定接口，使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国家需求形成良性循环。
《规划》提出“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正是对协同机制的具体设计。规划衔接，就是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要“立足全局看教育”，科技、产业和人才部门在谋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和重点产业时，也要同步研判人才梯队、学科专业和高校能力需求。政策协同，就是统筹科研项目、人才评价、经费使用、成果转化和学生培养等制度，避免不同政策各自为政、相互牵制，而要围绕共同目标形成合力。资源统筹，就是围绕共同任务，配置科研基地、研究生培养指标、数据、算力和中试平台，使重大任务既能产生创新成果，也能提升育人能力。评价联动，就是使国家战略、学校目标和教师激励方向一致，纠正外部强调贡献、内部仍然只看论文和排名的评价错位。
“战略性投入”是理解教育投入性质的关键。教育投入不是简单的一般性公共支出，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投资。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生师比、校园用地等方面条件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提升空间，离教育强国的要求也有一定的差距。从生均经费来看，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支出为39220元[17]，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平均为20324美元[18]。从生师比来看，2023年，我国普通本科学校生师比为17.51∶1，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生师比为17.57∶1，高职（专科）学校生师比为18.92∶1[19]。同年OECD国家高等教育专任教师生师比平均水平为14.50∶1，美国为12.94∶1，德国为11.22∶1[20]。
完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首先要求稳定政府责任和长期政策预期。《规划》提出优化“两个只增不减”考核方式，落实财政支出责任，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于4%。基础学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都依赖长期积累，不能主要依靠临时项目和短期竞争性经费。在规范引导的前提下，社会力量可以通过联合科研、协同育人和捐赠基金等方式参与高等教育投入。同时，战略性投入还要优化结构。《规划》提出完善高等教育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建立分层分类、滚动实施的政策支持体系。这表明，资源配置应从平均支持、身份导向，转向分类支持、使命导向。只有资源跟着任务走、投入围绕战略转，高校才能把“重服务、强贡献”的战略导向落实到具体办学实践之中。
高等教育的持续贡献同样离不开完备的法治保障。《规划》提出加快推动教育法典研究编纂、完善教育法律法规制度、强化协同治理，在本质上就是要把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成熟经验和责任关系转化为稳定、规范、可预期的制度安排。随着高校更加深入参与重大科研任务、校企协同育人和科技成果转化，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之间的权责关系更加复杂，因而有必要通过法律制度明确投入责任、资源使用、风险承担和权益保障，为高校履行战略使命划定清晰边界、提供稳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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